中国创建农民共同富裕之传奇领军人物吴仁宝因患肺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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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共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2013年3月18日18时58分在华西村家中逝世，享年85岁。
　　吴仁宝是江苏省华西村的原党委书记，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党代会代表。几十年来，他带领华西农民坚持共同富裕，走出了一条具有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昔日人人穷得没饭吃，到今天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车、人均存款超百万元，华西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创造了中国农村多项“第一”，他也被人们誉为“农民思想家”“中国农民第一人”。
　　吴仁宝说：“我是穷过来的，看到有人穷我就心疼，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穷人过好日子，这是我的原动力。无论任何时候，我都坚信一点，是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
　　正是凭着这个信念，才有了今天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有个“土标准”：社会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可触可及的，是让人民真正幸福。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经历一场新的重大变革，“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吴仁宝认为，中央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在那些长年的大锅饭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地方，分田到户是非常必要的；而华西村每人只有半亩地，集体经济已经十分壮大，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为什么一定要分呢？
　　吴仁宝说：“华西村当时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发展集体经济，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共同富裕！”华西村没有分，它实事求是地坚持了自己的路子。20年之后，它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后盾，使这里成为中国第一个 “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汽车村”“别墅村”，这一方土地上的人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农民。
　　吴仁宝建议将周边村与华西村联合建立大华西村的想法不但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赞赏和支持，更得到周边村干部群众的举双手拥护。从2001年开始，一批又一批村子以百分之百的签字同意率先后并入华西，到2004年，华西已由原来的面积0．96平方公里、人口1600多人，扩展到方圆30多平方公里，下辖16个村，人口3．5万人。如今走进大华西，人们看到的完全是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观景象：山北一望无际的田野是“粮仓”，山南鳞次栉比的工厂是“钱庄”，中间鸟语花香的别墅是“天堂”。
　　“口袋富了不算富，脑袋富了才是富。”物质上富裕起来的华西人时刻不忘精神文明建设。吴仁宝认为，“艰苦奋斗、团结奋斗、服从分配、实绩到位”的华西精神是华西人的立业之根、创业之本、兴业之宝，“精神文明”是华西村共同富裕的保证。
　　吴仁宝就像一架永不停歇的播种机，他渴望着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种子播撒到更多农民的心里，播撒到更广大的土地。他曾先后出省建立了“黑龙江华西村”和“宁夏华西村”，这两个村的村民收入翻了四番。还为中西部20多个省份举办100多期培训班，智力扶贫带动10万人脱贫致富。2006年开始，他还每年邀请全国1万名农村党支部书记举办交流学习班，分期分批，总期5年。学习交流的目的，他概括了一句话：“村帮村，户帮户，核心建好党支部，最终实现全国富！”
　　在华西村口的一块大牌子上，写着吴仁宝的名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吴仁宝说：“社会主义和是我们人坚定不移的理想，我们一生中可能不会实现，但我们一生中可以去实践。”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吴仁宝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月9日下午，江阴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吴芳同志任江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虞卫才同志任江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免去袁秋中同志江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这项任职决定引起不少网友的注意，原因是吴芳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的孙女。吴芳，1974年11月出生，此前曾任江阴市南闸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2011年6月，无锡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其简历显示吴芳是1992年6月参加工作，1995年4月入党，党函本科学历，拟任江阴市委常委。随后不久吴芳任江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10月26日下午，一行人拖着行李箱从一座写着“天下第一村”的牌楼进村，马上被华西村保安拦住，说面前的这条路只许车行，禁止行人步行。紧接着，一辆辆旅行社的大巴车呼啸而过——在华西村见到最多的就是游客。
　　到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参观的游客来自天南海北，南方人居多，但几乎都有一个固定安排，就是上午去民族宫礼堂听老书记吴仁宝的演讲。84岁的吴仁宝一口浓重的江阴方言，演讲时他说一句，坐在身边的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翻译一句。半个小时的演讲，你一言我一语配合得十分默契。第一次听，能听出包袱和笑点；第二次听完全相同的内容已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3次置身同一场景时，突然对台上那位1981年出生的女孩另眼相看——她怎么能够日复一日忍受这种无休止的重复。
　　老书记的演讲作为华西村接待游客的保留节目，每天至少一次，游客多时一天2～3次。演讲内容、语速、语调丝毫不差，让人恍惚间感觉台上的一老一小好像调制好的机器人。如果说有什么“插曲”，那就是每次演讲开始前，周丽会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读诵参加此次演讲的各旅行社的名字，念起来最少10分钟。这是什么意思？除了广而告之，也算是一种问好吗？
　　不可否认，游客很多是冲着老书记来的，虽然这位前“掌门”已退任8年，但一说起华西村就会想到吴仁宝。他曾带领着他的华西村创造了财富，也创造了传奇——从1960年代一个平凡的小山村发展成如今人均年收入8.5万元的“首富村”。
　　这位农民出身的管理者依旧作风朴素，走到哪里都是一身便装、一双黑布鞋。演讲中场休息时，他一个人翘着腿在后台“吞云吐雾”，身旁的一个不锈钢盆倒上些水，就是临时烟灰缸。只有当各地的游客拎着大包小包特产争相与他合影时，或是演讲开始幕帘拉开，观众为他爆发阵阵掌声时，他才像是那个传说中呼风唤雨的领导者。
　　除了几个热门的景点，白天的华西村很安静，几乎见不到村民。成排的别墅整齐划一地趴在地上，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段子：因为华西村的别墅和车，都是分批购置并发放到村民手中的，所以每一批次的房子和车都是一个型号，村民自己有时也会走错门，认错车。
　　夜幕降临，短途的游客都回去了，整个村子一下子空荡了。远处一些外来打工者在新建成的高328米超五星级龙希国际大酒店外跳集体舞，还有的三三两两地坐在摩托车上看露天屏幕里播放的华西村村歌音乐录影带。
　　再往村中心的方向走就到了“幸福园”。几束绿光处突兀着一只庞大的龙头喷泉，掉头转个方向，看到道路两侧林立着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排成一队；另外一边是女娲和屈原；不远处还矗立着耶稣和佛祖。每一尊塑像被射灯照着，在这寂静的夜晚穿越时空，聚在一起形成一道怪诞的风景。与他们相伴的，是5位伟人雕像（、周恩来、、朱德、）、十二生肖和成排的石狮子。赋予这些石像以意义的，正是具有开创精神的吴仁宝，他把这里开辟成“信仰园”，用于弘扬“传统文化”。
　　晚上8点左右，中心村已是一片黑暗。也许这里的居民很早就睡了，但又感觉像是根本没有住人。个别一两家别墅一层的灯亮着，但也不见人影。我们很想找村民聊聊，因为白天的采访全部在村委宣传科专人的陪同下进行，只有晚上才方便单独行动。
　　终于看到一户人家的白炽灯亮着，一个老婆婆靠在墙边做活儿。有人分别用普通话和苏州方言隔着窗子朝她喊话，说想进屋聊聊。也许是她耳朵不好，又或者是来人口音不标准，总之她摇摇手，继续低头做她的活儿，不再搭理喊话人了。
　　穿过一条霓虹长廊，一处老房子住着一家外来打工者。小陶25岁，从安徽来到华西，现在村里的钢厂打工，每月工资2000～3000千元。有人问他认不认识华西村当地的人或者有没有华西村的朋友，他摇了摇头。待来人正要细问本村和外村人的差异时，就被外出回来的小陶的小叔打断了。陶家是由小叔带到华西来的，他现在村里的金塔宾馆做服务员，虽然也是打工的，但毕竟时间待得长，也更加谨慎，叫来人联系村委会办公室。
　　在华西村逗留4天，要离开时，发现它还是那么陌生，像一个巨大的电影布景，很炫很新鲜也很超现实，物质条件远远超过一个“村”的概念，甚至有些地方的奢华程度超过了大城市。但又总觉得缺了些什么，待着有点闷。不知怎么就想起村里一所小学校里的图书馆，装修精美，屋子中央还建了一座小型喷泉，四周有塑料制成的绿色植物装饰，但书架上的书的种类和数量却很有限。
　　王哲驾着摩托，载着人，突突突地就从“天下第一村”门岗边上窜了进去。沿着直道，他骑行了一公里，路面两侧尽皆别墅，这儿是“塔家基”。东侧是墙，西侧是水，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外人莫入。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 (微博)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周边村华西六村支部书记赵仁龙夫妇。赵书记2004年花费140万买了这栋400多平米的欧式别墅。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老百姓不怕你多拿，就怕不知道你拿多少。”十八大代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对于收入分配问题一贯快人快语，并现场晒起工资：基本月工资就2000多元，再加上部分分红。按照合同，华西村每年计提的分红能达到上千万，但他和一些主管大多只拿零头都不到。
　　【原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去世】原中共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8日18时58分在华西村家中逝世，享年85岁。1957年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建设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天下第一村”。2005年，他作为封面人物登上美国《时代周刊》。
　　“形式主义有个好处，我是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过后，我不符合实际就不执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样形式主义就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又欢迎形式主义，虽然谁都不肯承认官僚主义。”
　　从328米高楼，到金牛、“万米长城”、“小”，华西村和吴仁宝渐成一景。对上，吴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对下，他是大家长，不断给村民超前享受。最后，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
　　11月10日，华西村形象宣传片结束了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为期两个月的亮相。两个月来，每天50次的播放频率，刺激着世界各地到此的行人，传递着华西村跨出国门的雄心。
　　这期间，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办得轰轰烈烈。投资30亿建成的328米高楼比肩北京最高楼；楼内置一头重一吨、价值3亿人民币的金牛，加上各种装饰，整幢楼价值近五十亿；而村后龙砂山上的“万米长城”、“小”和“美国白宫”，是来华西村游览和学习的国人眼中的神奇景观……随着“大华西”并村，从0.96平方公里扩张到35平方公里，“天下第一村”即将彻底改写它的身份，它将不再是一个村，它的目标是成为“华西新市”。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他被认为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国君”。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与行为，是吴仁宝及华西村在经济成功之后的一种资本转化，如同富人的成功总要通过慈善和捐款来转化一样，他需要这种表征：把经济地位转化为另外一种地位。
　　自1961年建村以来，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多村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村庄，蜕变为2010年销售收入512亿元、人均纯收入8.5万元的超级企业集团，村民都变身为股份持有者。
　　严格说来，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因此，华西村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
　　在这个典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企业。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被定义为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据《北京青年报》2003 年7 月17 日)
　　从党内职务来看，华西村党委的五十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2003年07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学者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
　　但是，华西并没有走上这条路，他们现在还在坚持集体主义道路。本刊记者曾和吴仁宝及其儿子辈、孙子辈的人交流，感受到他们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与很多现代市民不同的是，他们头脑里集体不散的意识非常强烈。
　　学者指出，吴仁宝之所以能在华西屹立50年不倒，关键在于“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从政治挂帅的年代，集体主义的“主体思想”勇立潮头，一路先进“典型”……
　　但是集体的不朽如同南街村的“永动机”一样，令人生疑。84岁的吴仁宝说村民希望他活到1000岁，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一分五统”政策下的并村扩张，“拆迁”矛盾在这个“集体王国”中也日益凸显。
　　如学者所言，华西村和吴仁宝迎来了“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各种挑战。以家族掌控的集体，能否不朽？吴仁宝作为华西村的精神和物质领袖能否不朽？他的后来者能否顺当地安排吴仁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遗产？这一传奇还能持续多久？
　　2011年10月8-15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来自五十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五百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江苏省电网主动与华西村联系，专门下了长达8天的华西村村庆保电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江苏省领导石泰峰、黄莉新、张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等近百名中央和省部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开幕式。央视主持人朱军、朱迅、水均益等一一亮相。
　　村庆过去20天后，吴仁宝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人搀扶，走进华西村大金塔二楼餐厅。他的步履略带蹒跚，但步步自信。在儿孙面前交代一番，然后拉着曾孙子的手上台，台下围坐着二三十桌乡邻朋友，每桌摆一个生日蛋糕。
　　吴仁宝清清嗓子，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向下面端坐的人群喊道：“安静，大家不要讲话了！”往日开会般的领导讲话开始了。背景板上写着“辛卯十月初六”，这一天，是吴仁宝84岁生日。
　　园内林立的塑像，将古今中外的“典型”圈到了一起，像极了一场各路神仙的“神仙会”。塑像大多偏矮，唯一高大的是、周恩来、、朱德、五人，一字排开，坐北朝南。
　　“天下第一钟”区域，一侧是女娲、夸父、屈原这些源远流长的古代身影，另一侧则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嫉恶如仇的青春脸庞；马路边一侧是如来佛祖，另一侧则是耶稣和玛利亚。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被塑成像，立在华西村民族宫的门口，只是刘备稳坐桃树下，张飞、关羽则坐到了树上。
　　“华西村的天是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由吴仁宝亲自编写的《要看稀奇到华西》和《华西村村歌》每天12小时在中心村区域播放。
　　在通往华西村背后的龙砂山路上，村民赵望高创作的《西游记》“八十一难”图被雕刻在山崖上，用以象征华西村建设的艰难。早年建起的悉尼歌剧院，墙体已经斑驳，看起来如同烂尾楼；“美国国会大厦”的“美”字也已剥落……
　　此外，还有华西的新地标——328米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328米，是要和北京最高楼同高，至于为何命名为拗口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吴仁宝的用意在于“三增”：增地，并村之前的小华西可用土地只有800亩，现在仅大楼就可“借天增地”三百多亩；增值，大楼到最后落成总投资是三十多亿，而按照如今的市值至少要50亿；增效，大楼不仅可安排三千多个就业岗位，而且将为华西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这个名字实在太拗口，最后，华西村将其改为“龙希国际大酒店”，取“龙的希望”之意。
　　现在，随着华西村声名远播，村里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00万人。村里特意在去年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开通“空中看华西”项目，花1000元可在华西村上空飞一圈。但是，很多游客看到的却是“不土不洋”的景观。“怪怪的”，是很多人的第一观感。
　　吴仁宝的演讲是“免费”的。没有讲稿，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坐在一旁，将他的外人难以听懂的江阴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一句男声方言，一句女声国语，形式颇像苏州评弹。
　　与台上诙谐、激昂又细致入微的语言相伴的，是台下村民专注的目光。吴仁宝曾自豪地对原中共总书记说，“吴仁宝10分钟之内能够迅速召集起全体村民大会。”
　　这一点毫不夸张。与外来游客看热闹相比，经过50年风雨考验，华西村民对于吴仁宝，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依赖。
　　一些略带神话色彩的说法是：老书记不在家，村里就出事；老书记召集开会，从来不下雨；我们外出办事，一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的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我们华西村要上市发行股票，老书记给总理写封信，就批准了……
　　作为吴仁宝的贴身翻译，1981年出生的孙媳妇周丽是村党委班子中的年轻一代。她对于吴仁宝的魅力与权威有着比一般村民更为深入的理解，比如，在嫁入华西村之前，她在周边村长大，“和华西差距很大，都是来华西春游。”
　　到新西兰读国际贸易归来，周丽回到华西村。“要讲到家乡，我一般都说江阴的，江阴哪个村的，肯定没有人知道。后来我就跟人说，我家是华西村南面的。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嫁入吴家后，周丽愈发觉得“老书记是个伟大的人”：“ 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跟在老书记身边，觉得他从来都不考虑自己的事情， 24小时，只要清醒着，他都在考虑华西如何发展。都是在考虑公事。确实是大公无私的一个人。所以很伟大。”
　　今年吴仁宝在演讲的间隙，因为眼睛不好而摔倒，导致行动有所不便。但是在周丽印象中，2008年那一次摔跤直接使其卧床不起。“坐都坐不动了，眼睛都抬不动了，但是他想到什么事情就要召开小型会议。”
　　于是，吴仁宝把自己的休息室搬到了村党委会议室隔壁，接通一个麦克风，“我们在这边说话，他那边也能听到，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像是远程会议一样。”这样一个象征着吴仁宝权力不倒的场面，令周丽无限感动。
　　另一个值得提起的细节是，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对华西村的管理中胜过他吗？”吴协恩坦承：“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最近华西喜事连连。50周年村庆国内外报道都很好。华西村获得了两个批示，一是总书记的批示：(要把)我(吴仁宝)的讲话要传达到国内外。(再就是)华西的文化建设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批示，今天三大新闻单位报道了。”
　　吴仁宝浓重的江阴方言，回响在这座当年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内，塔内设有以建村“功臣”名字命名的各种大厅，但是，除了“毛妹厅”之外，其他几个厅基本都是吴的家族所有。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
　　华西金塔下，有两座桥，分别为山寨版“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一片熊猫、牛等动物的石像，踏上“南京长江大桥”可以到达华西村的“动物园”。今天看来，这个“动物园”更像是养殖场。看园子的工人是连云港人，在华西已有五六年，他负责喂养“动物园”内的鸡鸭鹅，在金塔的宾馆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宰杀。
　　“动物园”内还有3只猴子。金塔工作人员称，起先有4只，前年饲养员给猴子喂食的时候，其中一只猴子挣脱了锁链，将饲养员的腿咬掉一整块肉，“畏罪潜逃”。华西村直接通知江阴市公安局，将这只在逃的猴子击毙。
　　“因为华西村是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只猴子跑了，连江阴市公安局都出动了。”事实上，走出华西村，国人眼中的华西和吴仁宝都是“典型”。正是这样的地位，为华西村换来特殊待遇。
　　这一点，90年代末期离开华西村创业的老村长朱兴度感受深切：“华西村集体的品牌相当管用。”他说，从华西出來，当个体老板，自由度和个人收益无疑是大了许多。但是工作压力很大，最头痛的事情是经常要与工商、税收、环保等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总时不时上门找茬，但从不惹华西，与其关系相当密切。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
　　多年以后，华西村八十多家企业遍及各地，而这一处最初被用作小五金厂厂房的4间小平房被保留在了“龙珠之地”旁边，门是开着的，屋子是空着的，屋顶爬出的绿色植物正再一次获得生长。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1992年南巡讲话后，吴仁宝认定将有经济上的开放和起飞，第二天就向无锡市委申请了1000万元贷款。长子吴协东曾经向媒体公布的数据是：“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这1000万元的贷款，在那样的年代，普通企业难以想象。这一年上马的6000多万元以上贷款的线材厂，从上海钢铁二厂(国有企业)得到了一批廉价的设备和原料，这是华西集体工业大发展的标志。
　　1998年华西村计划上市。该计划由吴协恩力推，但是吴仁宝并不支持。“他觉得这是在骗人。”吴协恩在上市问题上也多次与父亲产生矛盾。
　　于是村党委开会表决，结果只有吴仁宝一票反对，“最后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计划通过后，上市的进程并不顺利。村民中流传着“老书记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提出华西村上市”的说法。
　　当时的“铁姑娘”赵毛妹，是负责四处疏通关系的人。“我们去北京找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正庆，当时的周是证券委的一把手……后来周正庆在他的工作会议上讲到华西的毛妹，又不打扮，又不涂口红，还表示了赞赏。”
　　这其中，又是托了苏州人范敬宜牵线搭桥，“当时范在《人民日报》，写华西的人很多，我经常去，所以认识。”赵毛妹说。
　　1999年，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吸收社会成员参股，成为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
　　多年前，华西村的宝昌化纤厂以一个村的名义，突破烟草专卖的政策壁垒，申请到华西烟的品牌，此后，该公司长期成为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效益最好的；2002年，华西村投入15亿元，在河北唐山合作兴建年产120 万顿的“北钢”，得到了原江苏省省长、后任河北省省长季允石的帮助……
　　华西村的50周年村庆，由于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召开，吴仁宝再一次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率先搭起了华西村文化建设的高台——新华社、新闻联播等中央和地方媒体纷至沓来。记者们坦言，此次采访有高层批示。
　　就这样，84岁的吴仁宝，每天除了为一拨拨游客演讲、合影外，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对此，吴协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是：“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2011年10月18日，华西村村庆、高楼和金牛揭幕后的第10天，距离华西村实施“一分五统”的并村制度已有10年，《江阴日报》发表吴仁宝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的一点看法》。
　　很多人读到这篇文章或许一时摸不着头脑，而事情的真正起因是：“在华西村庆期间，被华西村合并的五村有位叫戴进兴的村民，准备了10万份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还准备了4条大型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50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我吴仁宝和影响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活动。”
　　“一分五统”的“大华西”将华西村周边20个村合并进来，重新整合为华西一至十三村。2010年，华西三村的村道上，曾经因拆迁上演了大规模的村民堵路一幕。
　　这位叫戴进兴的60岁老人，在散发小册子之后的第二日，就被当地公安部门行政拘留。“没有拘留证，只有拘留释放证。”戴的儿子在父亲被拘留10天后，将其送到北京朋友家居住。
　　这本名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列举了“华西村近十年来干了些什么”，薄薄14页列举了华西村7条“损害周边村民利益”的事项，小册子的署名为“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在这个小册子中，“非法侵占周边十三个村二万数千亩土地”、“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两条，是涉及华西村实行10年之久的“大华西”并村战略的。
　　对此，华西村党委工作人员反复向本刊记者强调：“并村实行的是自愿政策，想要并进来的村必须村民100%签名同意，才能并入大华西。”
　　但这个说法，中心村以外的华西一至十三村多位村民并不认同，他们表示：“关于并村的合同和文件从未看见，更无从说签字。”
　　站在龙砂山上，能清楚看到在一排排红色屋顶的别墅之间，很不合时宜地点缀着几处黑色瓦房，如一件新衣裳被打上了丑陋的补丁。
　　“那些都是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老书记的政策是‘等待’，老书记说，要等掉一代人才能解决问题。”村党委工作人员转达吴仁宝的观点。
　　在华西一村和二村的别墅区，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样一套别墅的价格是52万，拆掉自家房子抵掉七八万，家中积蓄二三十万，然后再借十几二十万，换来这套别墅，还没有装修，再借点钱贴几片瓷砖，刷刷墙就可以住了。”
　　在华西三村和五村，这样举债住新房的村民并不鲜见。买不起别墅的，还有别的选择，华西村在华西商贸城后建了一片小区公寓楼。大华西村民在这里可以700-1500元不等买到一百多平米的公寓楼。无论是公寓楼还是别墅，非大华西村民可以目前楼市的市场价买下，当然还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村民失去的田地以一年1500元补偿，大华西村民还能获得每人每年300斤大米、两桶油的补偿。村民称，1500元的土地补偿由华西村下发到各村村委，村委工作人员的收入从中支取之后，将剩余的分发给村民。
　　实行“一分五统”并村政策的过程中，华西村由原先0.96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35平方公里。人口则由原先的2000名中心村民，扩展为2万多大华西人口，华西村合并了周边20个村，分编为华西1至13村，加上3万5000多在华西的外来务工人员，华西的人口初具县级市的规模。
　　这似乎是吴仁宝所梦想的将华西变为“新市”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步对华西来说并不轻松。矛盾不仅来自中心村以外，还来自于吴仁宝“任人唯亲”的亲属。
　　向阳村与华西村隔着一条泰清河。该村的党委书记是吴仁宝的外甥李国良。这位“流落村外”的外甥显然并不支持吴仁宝的“一分五统”政策。
　　不愿透露姓名的吴仁宝身边人透露，吴曾多次让李国良并入华西，而李国良的父母兄妹均已在华西生活，其弟李满良亦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李国良回复吴仁宝：“娘舅，你年纪大了。”
　　“言下之意是娘舅你快要不话事了。”最终向阳村并未并入华西村。结果是，华西村在两村交界处建了一排外来工公寓楼，将两村间正常进出的通道堵上，留下一座小桥供打工人员进出。本刊记者多次约访李国良，其均以“不方便”拒绝。
　　拒绝采访的还有在2000年左右从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任上出走的瞿建民。“瞿建民当时年纪轻，有文化，临时要叫他去做工厂里的保安，他哪里受得了，他原来是当厂长的。”如今瞿建民在华西村的区域内办了一家印染厂，“千万的收益，做做小生意还算满足。”一直留在华西村的赵毛妹，回忆了最初村党委几位骨干的离去。
　　比瞿建民早出走几年的朱兴度，是脱离华西村的几个人中，办私营企业最为成功的。离开华西村的时候朱兴度是华西村的村长。“他是因为当时从包头进货进来的钢坯质量不好，后来就降价了，产品出去不过关，最后亏损了2000万，不能再担任这个厂长了。”
　　朱兴度当时在高频焊管厂，本应该是赚钱的。“按照华西村的‘村规民约’规定，他要离开就要把家里的房产什么都交掉，他是拿了些衣服净身出户的。”朱兴度走后，吴仁宝开会还时常表扬他，“说他这人能力不错，但不会说想要他回来。”
　　一位华西村的研究者写道：“不管其中原因为何，早退者、被罢免者绝非吴氏家族成员。是否因家族精英的排斥？虽不得而知，但他们发生在家族精英对村集体精英的取代过程中，似又不可不疑。”
　　华西村对其中心村的村民而言，是一个离不开的家，离开家，一切的财富将化为乌有。而这个“家”，吴仁宝无疑是最大的“家长”。
　　吴仁宝的家居华西中心地带，但看起来鲜有人知。“万米长廊”经过现华西村村委小楼，再经过一张波尔布特参观华西村时的展览照片，从紧要处旁逸斜出，通向一家餐厅碗柜间的后门。长廊的尽头有保安室，后门入口有值班室。
　　从碗柜间进入一个70年代的院子，有直径7米开外的池塘，一座小拱桥立于其上。院内有些花草，在院子与长廊廊檐的结合处用铁丝网封闭。蓝色的斑驳墙体内部，便是媒体反复报道吴仁宝用以“作秀给干部看”的家。
　　屋内抬头45度角仰望的视野范围内，都是镜框装裱的照片。大多为集体照，从照片上几乎能窥见一个国家近50年的政治更迭。
　　妻子赵根娣坐在一楼西房内，几名妇女陪同。西边的房间据称是吴仁宝和赵根娣的卧室，房内像宾馆标准间一样摆放着两张床。小楼两层，就着逼仄阴暗的楼梯拾级而上，依然是空旷的房间，卫生间内的旧式浴缸保持着洁白。
　　穿过二楼西边一道暗门，50平方米左右的一间房顿时令人豁然开朗。南面墙上是红底白字的横幅：“华西村、党、企干部学习室。”有六七十年代惨淡的真皮沙发和家具，这里是吴仁宝经常半夜召集三套班子开会之地。屋内周边摆满社会各界赠送的藏品，门口的供位放的是当今总书记的塑像。吸烟室位置挂的书报袋内，插满了不同年代各界寄来的贺年卡，寄信人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也有其当年偶像陈永贵。
　　这是一处没有烟火味，只有政治味的住宅。屋内所有的家具都有恍如隔世的陈旧，吴仁宝将华西村再三包装，此处却连脱落的墙皮也依旧。
　　贫苦的出身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吴家平添了“先进”，农家的严苛也并未使其在日后的交往中失去礼数。父亲良善，“母亲管起家来厉害”：“家教很严，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吃饭，怎么服务，都很严格。但是如果你错了一点，她当时就看看你，等客人走了，就要打了，逃都逃不了。”吴仁宝对这样的棍棒教育表示感恩，“当时打了，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此后的吴仁宝家延续了这种严苛的家教。“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打。”老村长赵毛妹是目前村里和吴一同“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元老之一。
　　有一年吴仁宝和邻居吵架，“因为那人拌嘴说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比留给他弟弟的房子好”，吴犟得要去打架，“当时还摔了一个碗，赵根娣要我去劝架，我没有拉住他反倒被他掀翻了。”
　　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赵毛妹称吴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我佩服我奶奶的一生！她默然无声，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对她的敬佩甚于爷爷。”吴仁宝最大的孙女吴洁拍着胸脯说。此时的吴洁已经是负责华西村教育的村党委副书记、华西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吴洁的佩服不无道理。据赵毛妹称，华西创业期的吴仁宝很少在家，“家里5个孩子都是赵根娣一个人带，家中条件又差，常常5个孩子一字排开趴在一张木条桌上吃饭，只有一盆酱油用来蘸着下饭。”
　　吴洁的丈夫孙云南是华西村早期不多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国际贸易专业，随后被吴仁宝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3年，现任华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业于江阴幼师的吴洁，最初以为考上幼师就可以脱离华西村，“当时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可以有城市户口，脱离农村了。”吴洁从小讨厌干农活，但是她的愿望最终因为被爷爷说服回村而放弃。
　　幼师在读期间吴洁就有了心上人，“我知道当时我先生心里也有”，这段姻缘似乎是延续了吴仁宝自己的经验，“将村里优秀的青年结合到了一起。”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孙良庆哭啊哭啊，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孙家给他吃红蛋，筷子一夹二夹开，塞到他嘴里，他吐掉；孙家包了压岁钱塞进他皱巴巴的中山装口袋，他就掏出来扔地上。”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庆良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今日其子孙喜耀已经负责起了华西在昆山投资创办的科技园。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前来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姐姐吴凤英和嫂子，“因为家里是坚决反对的”。“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离开父亲能走多远。”吴协恩并没有走太远，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是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2002年，吴仁宝与吴协恩商量村委书记继任事宜。个性自我的吴协恩从之前无声的反抗，转为向父亲放出狠话：“你要是让我做这个书记，我就脱离华西村！”
　　此后吴仁宝再没有与吴协恩商讨此事。及至2003年开村党委会时，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怕落到自己头上，急忙推荐了另一人。但是显然吴仁宝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在推荐吴协恩的同时，还多说了几句：“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吴协恩心里清楚，父亲一定已经与几个哥哥、村党委主要人员都单独商议过此事了。事实上，早在1976年，吴仁宝大儿子吴协东就成为村支部副书记，后任村长。1983年、1989年他的二儿子吴协德、女婿缪洪达分别进入村党委班子，侄媳妇包丽君也开始执掌村、主办会计业务。
　　“选阿四是选对了人的。”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他的公司每年都是效益最好的。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当选党代表，这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事。”
　　吴协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在做书记之前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我负责抓经济。有些理论还是做了书记之后才开始学起来。”初继位的半年，吴协恩尤其不适应，“太多官话空话，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低头做事。”
　　吴协平被称为是4个儿子中最为“调皮”的一个。他与严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其在华西村宾馆负责期间，因为供销员用了劣质酱油，被父亲从总经理贬到厨房洗碗。如此故事，都成为吴仁宝在村中树立威信的基石。由于吴的严苛，其多位子女都曾表露过：内心里希望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有研究统计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从目前华西村的村党委成员可以看出，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二十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这些，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外人想进入吴仁宝的信任系统，并不容易。一个曾被研究者引用的例子是，有一次，吴仁宝去查看金塔的工程进度，当时镇土地所所长正和华西负责基建的队长聊公事，见吴仁宝过来，基建负责人抽身离开。吴的第一反应便是，几人正在背后谈论他，于是问土地所所长：“你觉得XX(基建负责人)如何？”“他是你用的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还用问我？”这样的对话后不久，那位基建负责人就被降职。
　　有学者认为，从村党委改选的结果看家族权力的产生，总不免像外人一样有改选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和民主的疑问。其实，深入其境，我们可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个村的选举过程是否民主公正，结果都可能完全相同。
　　因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家族成员作为村庄自治选举的必然结果已经被不少研究所证实。华西村不会例外。推举家族成员做集体的领头人，从经济学角度讲，存在一个最小风险的道理。在乡村熟人社会，人们一向排斥外人，不轻易相信外人，因为外人从来就被当作掠夺资源的侵略者；相反，人们对土生土长的自己人、家里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与依赖，可以在共同利益意识中达成最低成本的社区整合。
　　另一方面在华西村小环境内，普遍的报恩心态促成了村庄臣民对族长式人物的绝对敬仰和顺从。“书记一家人都为村庄的富裕做奉献”，这句话既是村庄老少皆有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依从权威领导的心理价码。
　　“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
　　人物周刊：外面崇拜您的人很多，每天到华西村来参观，听您讲座的数以千计，您觉得自己过人之处在哪里？
　　吴仁宝：我个人来说，对我自己的评价，从性格来说可能和别人有不同之处。一是我的性格，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以很快的速度去办，如果不办，我睡不着觉；二、我办这个事情，会反复思考利弊关系，不脱离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所以几十年下来一直到现在。但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比如50年代的时候，有些政策和华西不符合，怎么办，开头是我往上顶，顶的不行，后来总结教训，领导来讲话不好顶，不做没有关系，顶不行，顶了哪怕做了，领导还是不满意的。所以后来，我就学了个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有个好处，我是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过后，我不符合实际就不执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样形式主义就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又欢迎形式主义，虽然谁都不肯承认官僚主义。
　　原来，我只知道实事求是，但是我说，实事求是最难，有时候，为了对付一些情况不能实事求是，最终来实现我“自己的实事求是”。这一点，是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人家一般上面说的都好，自己不太思考，说好了不做也不急，照样睡觉，我是睡不着觉的。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办事认真的人。
　　吴仁宝：他们来要听我的话。为啥要听我的话？我的话他们认为讲的是真话，讲的是实话，而且讲话没有套话。所以他们爱听，所以他们要来。
　　吴仁宝：年轻时候，我要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要共同富裕。但是搞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结果是共同穷，而不是共同富。为什么？我想凡事搞一刀切、一个模式都不行，要自己有思想。所以在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前，我就搞工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早就放开了。
　　我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梦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华西)超越了我的梦想，没有想到要搞这个大楼，也没有想到华西的资产会是300亿，没有想到华西的农民会富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的梦想没有满足仅仅是梦想，想要反复想，想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做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所以我有两句话：不怕多交税，就怕交不出税。最怕国家来救济你，你穷了才来救济你。
　　吴仁宝：有区别，也没有区别。有区别是：我的子女是的人，不是我吴仁宝的人。也没有区别，作为我的子女，做父亲的责任是教育他们。教育他们爱党，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吴仁宝：我的看法是，华西村离得开我，也离不开我。为什么？从现在来看离得开我了，从过去，可能离不开我。我华西建村50周年，我叫新书记开幕，我搞闭幕。所以我这个50年可以说起到一定很主要的作用。现在开始今后的50年，就不需要我了，他们去开幕了，我就闭幕了。现在我个人，还要关心方针政策，党纪国法，管好自己，这些还要考虑考虑。
　　吴仁宝：也可以离开，也可以不离开，而且外面的人也要到华西村。华西是个村，为什么华西人不愿意离开，因为华西是个幸福之地。如果搞不好，不幸福了，不仅是外面的人不来，自己的人也会走。社会上现在有很多的村都是空村。所以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把这块地方搞美了，幸福了，来的人就多了。像上海一样，原来只是个滩，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国际都市了，就是因为发展了。
　　吴仁宝：对。因为他们走是61年时，困难的时候，华西连他们的温饱都达不到，不让他们走，难道叫他们饿死？后来考虑到，要把它搞好，好了才可以叫他们出去的人回来。隔两年，他回来看看变好了，就回来了。所以也不能强行，什么都要自愿。
　　人物周刊：华西一直以来是个争议。有人说华西“只见集体，不见个人；只有家长意愿，没有个人的理想”，这你怎么反驳？
　　吴仁宝：说这样话的人，还是传统的老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百姓很听话，为什么很听话他没有调查，只知道华西的人不自由。为什么？因为吴仁宝搞家长制。实际并不是这样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华西以前有村规，现在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华西就两句话，叫“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但是，有些本身不懂法律、甚至违法的人，他就想不通了：华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家长制，管理严格。靠家长制是不行的，如果靠家长制，那就变成一家之主了。结果大家都要反对的，是不行的。家长制，把“长”拿掉，靠制度来管人，不是靠“长”来管人。所以我们说靠制度管人，不是靠人管人。家事长辈管小辈，制度不一样。华西创造了“三制”：体制、机制和班制，这是有华西特色的。
　　吴仁宝：所谓荣誉，我是不考虑荣誉的。你如果要去考虑荣誉，这个单位就搞不起来，因为这样思想上就有负担了，所以我只考虑一条，按照中央的政策，在我这里用好，把老百姓富起来。内部建设好，荣誉就送上门了。如果为了荣誉，弄得不好就搞虚假了。不符合实际的虚假，最后这个荣誉也成了昙花一现。所以我一直讲，我自己不要当先进的。如果我要当先进就一定会跟风，我不跟就不先进，但那是一时先进，所以有时看看华西比较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不太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人家还有怀疑，比如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不分就是不先进；后来种田大户是先进，我们没有种田大户啊就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要搞新的三集中，我们是老的集中又不先进。我想来想去就要笑，他们比我辛苦，他们为了两亩地，你看多辛苦，我这个地一点都不辛苦。我还是按照中央的说法“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听中央的。我也讲过了，宜统不统就不科学，宜分不分也不科学。但是中央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认为分田到户就是先进，你不分是因为你年纪大僵化。还有转制，我华西不转，也不先进了。中央想抓大放小，我华西就抓大扶小。现在还说要抓大扶小了。
　　人物周刊：从分田到户到企业转制，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坚持不分田、不转制，而外面的世界却在分、在转，这过程中您就没有动摇过吗？或者有没有人在村里跟你提反对意见？
　　吴仁宝：有个专家叫胡福明，叫我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转制了一段时间后，他和我说：仁宝，坚持不住了。我跟他说：这个坚持是靠谁坚持的？不是谁叫我坚持就坚持的，哪个叫我不要坚持就不坚持了。我还是走我的路。我现在和他开玩笑，你们这群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开始跟我说一定要坚持，后来跟我说看样子坚持不住了。
　　在50、60、70年代有人反对的，70年代后期就没人反对了。为什么不反对了呢？它又变成了神话：吴仁宝说的总是对的，没有错的。
　　有个笑话，当年江苏省政协主席孙晗，他讲我们江苏只有两个人能讲真话的，一个是我孙晗，一个是吴仁宝。我对他说了，你这样说太片面了，能讲真话的人很多，不止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两个人能讲真话，不等于我们讲的正确。往往讲真话的人要讲不正确的话，往往不太讲话的人，他会说正确的话。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您自己一直在讲真话，讲的是对的吗？从70年代后，大家都认为吴仁宝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几乎都成了神话，您自己觉得呢？
　　吴仁宝：下面越是听话，我越是要思考比较符合实际的话才讲，不能随便说话。如果大家都说你说得对，那不得了了，弄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越是要思考。怎么来真正符合实际，主客观一致，理论和实践结合，这个达到了，他们也满意了，确实也不大出问题了。所以讲话也不是随心所欲的。
　　吴仁宝：这是我实践下来的，我现在还这样，鸡蛋每天吃8个。我们小时候，鸡蛋是档次最高的补品，一个妇女生孩子，要吃一窝头窝鸡蛋，一只鸡第一次生的二三十个鸡蛋，那你就吃了最高的补品了。我们干活，手割破了，吃一个鸡蛋。从实践来看，鸡蛋的营养好。其次，鸡蛋的价格最便宜，其他的什么都没它这么便宜，要吃一斤鱼翅，我看这个鸡蛋要用汽车装了。
　　多吃面条，面条比大米好，这也是我从实践看的，山东人和河南人、东北人，他们吃包子面食多，人也长得高大。你看我们广东人、广西人、湖南人都吃的大米，人也比较小。
　　吴仁宝：我还是不吃。难得出去大家请客什么就尝一下。但我吃吃没什么好吃。不习惯。鱼翅还不如青鱼尾巴好吃。鲍鱼还不如螺蛳肉炖酱好吃。
　　吴仁宝：我现在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我年轻时候，苦吃得多，但是为人民做的事情反而少。这是什么原因？那时候主要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现在这样的好政策。那时候，我实事求是，为什么也会做一些脱离实际的事情，这就有点遗憾了。第二是我的身体。我感觉像我身体比较好，也有不好之处。我的眼睛有点糊涂了。因为我的性格，为了工作，疲劳过度。开始我的眼睛视网膜剥离，一只好，一只不好开了刀。走起路来，有点高低。后来左边的眼睛发现问题，一次看不清，一分钟什么也看不见，一分钟后马上清楚，拖了半年。慢慢习惯了。有一次晚上睡觉时，又看不见，我就睡着了，两三个小时醒来，还是看不见，医生抢救，已经不行了，血管堵塞了，其实就是眼睛中风。这是我自己耽误掉的。在工作和身体的安排上，对自己不够珍惜。现在也有点遗憾，如果眼睛清楚了，我工作的时间能长一点，看的东西也清楚点。现在要是能看华西的变化，我想对我的鼓励也就大一点。
　　吴仁宝：全国不能说只有这么一个华西，也有比华西好的，但是它的时间不长。经常有超过华西的，主要是他们看到自己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了不得了，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华西要么不说，说就要留有余地，说了要做到，这样就能保持积极性，如果说的多，做的少，对老百姓不诚心。只说不做更不行，要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
　　所以干部和百姓要一条心，干部要自己的名利，就不考虑老百姓的福利，最后就脱离了群众，不能持久，只能一时。以后也会有超过华西的，但是华西不是呆在这里等它超。我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村超过华西，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吴仁宝：我本身最大的缺点，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有脱离实际。因为有些干部，水平如此，但是我给他的职务偏高了点，他达到这个职务的要求不够，所以我经常要批评他们，这是我的缺点。
　　吴仁宝：对我教育最大的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50年代是听，上面说的只要我们听。上面浮夸风我也听了，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我是顶。60年代又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我说怎么搞的，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所以我的缺点主要在这30年，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真正工作60年以后，以前的力气花得大，人还辛苦，但效果不好，现在没有原来苦，但是大家好了。